陈刚已经起身打电话：“……对，涉嫌团伙诈骗，金额可能不小，受害者都是退休人员。需要经侦介入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我把老周赶去了书房。躺在床上，三十多年的婚姻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过。我们相亲认识，他是单位最年轻的副科长，我是小学老师。婚礼很简单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桂琴，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

后来他一步步升到副处长，管着单位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，账目一分不差。女儿出生时，他熬夜做报表，就为多挣点加班费买奶粉。2003年非典，他主动申请去管隔离区后勤，一个月没回家，回来瘦了十斤，却说：“我是党员，又是干部，该上。”

就是这么一个一辈子清清白白、谨慎小心的人，退休不到两年，栽在这种低级骗局里。

我哭不出来，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。第二天一早，眼睛肿得睁不开，还是硬撑着和美玲去了银行打详细流水，去派出所做笔录。

警察说，这很可能是有组织的“杀猪盘”，专门针对退休男性。那些舞伴是“键盘手”，公园里活跃的几个老头可能是“中介”甚至“托儿”。

“周阿姨，”负责案件的李警官说，“我们需要周叔配合，暂时正常去公园，套取更多信息。您能做通他工作吗？”

我看向坐在角落的老周。一夜之间，他头发好像白了一大片，背也驼了。

“他能。”我听见自己冷冰冰的声音，“自己做下的糊涂事，自己收拾。”

回家的车上，老周一直低头不说话。快到家时，他突然开口：“桂琴，我对不起你。钱……我一定想办法挣回来。”

“你怎么挣？”我看着窗外，“去打工？六十二了谁要你？还是再去骗别人？”